明代社会，民间新兴宗教纷纷出现，各种传统迷信泛滥成灾。莲池大师（1535-1615）作为佛门思想领袖，发扬佛教破邪显正的传统，对无为教等附佛法外道和佛教界内外的各种迷信观念，依据佛法的正见，一一作了批判。

　　南宋以来，随着正统佛教之衰微，及宗教的不断世俗化，出现了多种民间新宗教，它们大多打着佛法的旗号，而实际宣扬邪见，破坏佛教，并往往制造动乱，历代朝廷多视之为邪教而进行取缔镇压。其中以由佛教白莲宗演变而成的白莲教力量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实为当今多数会道门、邪教的祖宗。至明代，此类附佛外道更为昌盛，影响最大者为宪宗朝出现的附禅宗之“无为教”（后来称罗祖教、罗教）。此教创立者罗梦鸿（1442—527），又称罗清、罗因，号无为居士，山东即墨人，直隶密云卫（今北京密云县）戍兵，据称苦修13年，于成化十八年（1482）明心悟道，乃创宗立教，从者颇众。其所制“五部六册”宝卷，以通俗浅近的韵语自我吹嘘，宣扬似是而非之禅法，不但在社会上流毒甚广，在佛教界亦有影响。万历年间，有号称临济宗第二十六代的兰风和尚及其法嗣王源静，评释、补注五部六册为《开心法要》，广为流传。当时无为教势力已大，据憨山大师自述年谱，他于万历十四年（1585）到山东崂山一带时，见当地民众皆信无为教，不知有佛教三宝[1]。莲池大师和憨山一样，一眼看穿了无为教的附佛外道实质，特著《无为卷》短文评论说：有姓罗人，造五部六册，号“无为卷”，愚者多从之，此讹也，为什么？

　　彼所云无为者，不过将万行门悉皆废置，而不知万行即空，终日为而未尝为者，真无为也。彼口谈清虚而心图利养，名无为而实有为耳。人见其杂引佛经，便谓亦是正道，不知假正助邪，诳吓聋瞽。[2]

虽然仅寥寥数语，而击中了无为教要害：杂引佛经、假托佛教禅宗，而所倡是邪，实非佛法。其高标的无为，不过是否定大乘菩萨道的六度万行，否定三归依、出家、诵经、念佛、烧香、持戒等所谓有为之行，归于“真空”。其所谓无为、真空，与禅宗即有为而无为、即万行而常空之正义不同。查“五部六册”，罗梦鸿所认的本心、真空，虽然有“本无生、本无灭、本无减、本无垢、本无净”[3]等貌似宗门描述心性的词句，而其实不出某种定中境界，非真正的本心。其《苦功悟道卷》自述认得真空法性后，尚“不知临危怎么归”，“昼夜烦恼，梦中痛哭”，这哪里是真的悟道？岂有真正悟道之人不知如何了脱生死的？与佛法相去更远的，是他真正归依的，其实是一个杜撰的神明———无生老母。其参究悟道的关键，是在因梦中痛哭惊动虚空后，梦见“老真空发大慈悲，从西南放道白光，摄照我身，梦中摄省”，醒后“烦恼不止，朝西南端然坐定”，祈祷老真空保佑，才得以“心花发朗”，“才得自在安稳”。将梦境中所见的西南一道白光认作真实，作为究竟的归依处，罗教徒众更将其人格化为一无稽可查的“无生老母”，显然背离了佛教的根本佛法僧三宝，其附佛教而实非佛教之本质甚明，与禅宗归依自性三宝的宗旨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实际上，无为教是打着佛教的旗号破坏佛教，“五部六册”尤其其中《破邪显证钥匙卷》，即不遗余力地破斥现行佛教，包括破禅宗的著作《达磨血脉论》、慧能的“本来无一物”偈等。可以说，无为教从一开始，便是一个具有一定邪教性质的附佛外道。凡邪教教主无不藉教敛财，无为教也不例外，莲池大师一针见血地指出罗祖“口谈清虚而心图利养，名为无为而实有为耳。”清嘉庆二十年（1815）官方勘查罗祖乡里，乡民谓罗祖创教之后，“远来馈送颇多，因而致富。”[4]与今之邪教法轮功等，颇有共同性。故一贯以圆融精神著称的莲池大师号召：

　　凡我释子，宜力攘之

　　无为教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了它的邪教性质，其“无生父母，真空家乡”之义，成为大乘教、真空教、青帮、一贯道等会道门的基本信仰，其它许多会道门的教义和组织体制，也都与罗教有渊源关系。其中大多都因有政治目的或妖言惑众、敛财渔色，被政府看作邪教，予以取缔。今法轮功邪教，与罗祖教亦不无渊源关系，其理论、悟境虽远不及罗祖，而恶邪则百倍于罗教。不仅释子，即一般公民，也应如莲池大师所号召，“宜力攘之”。

　　莲池大师在其《正讹集》中，还对其它附佛外道之讹，作了辨正。如《能仁祖》云：“世有邪师，广授邪法，问其所受，则曰吾祖能仁，凡释迦、老聃，皆其弟子。”这里所指为哪一种附佛外道，难以考证，总之是当时所流传者。莲池大师指出其说之谬：“三教圣人不同时生，焉得同师？”能仁者，乃释迦之梵语意译，“不知能仁即佛，一何可笑！”又《公案》篇斥邪师密付邪功，称为“领公案，传话头”之讹，大师解释说：

　　公案者，公府之案牍也，所以剖断是非，而诸祖问答机缘，亦只为剖断生死，故以名之。总其问答中紧要一句，则为话头。

指出邪师盗用禅语而迷其实，其所付之法，无非是逼气、落空之类的邪说，“自误误他，害也久矣。”教诫世人莫上此类邪师的当。

　　自古以来，鬼神信仰深入民间，根深蒂固。佛教虽然不否认鬼神，但只将其看作六道众生中之一类，多数归于在人道之下的饿鬼。佛法强调以如实知见的智慧自净其心而超出生死，不依靠鬼神求取解脱。若信仰鬼神，认为其有能使人解脱并解决诸多现实问题的神力，而归依祈求，媚神依鬼，佛教认为乃是迷信、邪见，若佛教徒亦如此，则是犯三归依戒。莲池大师本着佛教的这种精神，对时人迷信鬼神之举作了评判。他在《竹窗随笔·鬼神》短文中，答人关于鬼神之问，首先肯定有鬼神，而亦可信奉亦不可信奉，孔子“敬鬼神而远之”一语，早已说尽对待鬼神的原则，敬，谓承认有鬼神，远之，谓信奉而不信奉：

　　祀之以时，交之以礼，如是而已耳。过信而谄奉焉，冀其报吉凶、降福佑、获灵通，则骎骎然入于邪矣。[5]

指出过信鬼神而谄奉，希望鬼神报吉凶、降福佑、获得灵通，便入于邪而成为迷信了。有可敬而不可远者，佛菩萨是也，为什么不去信奉呢？

　　信奉鬼神者，往往以杀牲献供，为媚好鬼神的手段。莲池大师在《山房杂录》卷二《戒杀生祀神说》中，对此进行了批判。他引《药师经》言云：“杀彼众生，呼诸魑魅，请乞福佑，终不可得。”而世人惑于巫师，杀生祭献鬼神，以求保病、禳灾、发财、升官、生子，不知分定于天，鬼神不能移易。其或有求鬼神保病而病愈者，是其人命该不死；有求禳灾而灾害果灭者，是因为忏悔的力量。求财、求官、求子，悉亦如是，即便偶有灵验，也非鬼神之力。而杀生害命以献供，则有罪过：

　　杀他之命，延我之生，将他身宰割烹煮，望我身富贵康宁，天理之所不容，阴律之所不赦，现世减其寿年，死后堕于地狱，来生受其酬报，无功有祸，良可悲哉！[6]

　　大师因而奉劝世人：何不将献神之费，用来作善事，或兴崇三宝，或买放生命，或济贫救苦，或砌路修桥。佛法言：为善必得善报，欲求消灾、延命、富贵、平安、子孙昌盛，努力行善，是最经济的方法。他呼唤“知音君子，明理高贤，请试思之！”

　　当时扶鸾降仙成风，在南方犹盛，有病者往往降仙求药方，读书人则降仙猜科举试题，道教中人常降仙请经典。莲池大师在《直道录·降仙》中，对扶鸾降仙一事进行了分析，他从佛教有鬼神存在的观点出发，认为：

　　世人取桃木作乩以降仙，然多精灵不散之鬼，其能诗能文者，则在生聪慧人，滞于鬼录而未及受生，随符请而来，非真仙也。[7]

认为所降者多为灵鬼而非真仙，然亦偶尔有真者，大师少时曾听说过一例，所言事后来皆应验，毫发不爽，此类方可看作真仙。他还以所亲见降仙效果的实例，说明降仙之不可靠，不能迷信。如说他未出家前，读书于月堂庵，遇周春江降仙，所降诗固然高逸，而所言事皆不验。又一友降仙于园中，能诗，大师曾亲与之对答，“而所许人科第官爵悉皆不应”，则定非真仙。对降仙的利害，莲池大师有自己特别的解释，认为桃乃五木之精，为鬼之所畏，鬼既然被桃木所制，“而附桃为灵者，亦必假生人之精气，则久久为之，于人有损。”他从儒家正统的立场出发，劝告那些迷信降仙的读书人：士君子若欲问卜，何不问休咎于《易》？《易》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舍圣经而崇鬼道，亦惑之甚矣。”扶鸾一事，至今尚流行不绝，其现象确有不可思议者，其原因颇为复杂，今心理学家多认为乃当事者“集体无意识”的作品，未必皆为鬼神降附，从佛法唯识学看，此说也可成立。即便真有鬼神降附，一般也难免有当事者的无意识加入。莲池大师依佛法解释这种奇特现象，提供了一种值得参考的独特见解。

　　迷信之中，对人害处最大最直接的，莫过于有了病迷信巫术而不就医用药，这往往导致无辜的死亡。佛教将有病信巫不医治列为邪见之一种，有佛陀患病亦请医师耆婆医治的范例。然中国民间，巫风一直颇盛，莲池大师对此有切身感受。他在《直道录·信巫不信医》中说：《内经》以信巫不信医列于五不治，然杭人尚巫，乡村尤为盛，凡有病，或求签，或灼龟，或问筄（扶鸾），或占易课，或打水盌（观花），以询问是否有祸祟，巫师则随其心意，答云或犯某神、或冲某鬼、或先亡亲属求食、或带血阴人作殃。病者听后“稍涉疑似，即便信受，一依所命而设祭祷。”“偶尔病痊，其惑弥固，乃至产育痘疹，与鬼何与，亦复信之。”他引《药师经》云：

　　宰杀众生，呼诸魑魅，请乞福佑，病者无益，杀业具存。

并以亲见的事例予以说明，谓原居俗之时，家在杭州菜市桥附近，桥东失火，救火官驱逐观者，导致桥栏崩塌，被水溺石压而死者数十人，有乞丐于夜深时披发裸体，潜伏桥畔，遇过往行人，作鬼啸声追逐之，被追逐者惶怖奔逃，失落囊包，乞丐便急取而去。此人因受惊得病，问之巫师，则答被桥鬼所着，“抑何可笑！”

　　烧炼（炼金术）迷信，自秦汉以来流传社会，在明代尚不绝如缕，甚至还有僧人误信者。莲池大师在《竹窗三笔·烧炼》中说，烧炼之为诓骗，人莫不知之，然总是有不少人上当者，是因为智慧不足，先圣有言：“智者不惑”。世人贪财，“以财为命”，利令智昏，炼金术士大言能将丹砂炼成黄金，即帝王亦多受其迷惑。然出家僧亦迷此，则殊为可悲。他举例说，苏州一老僧为兴修佛殿而迷信炼金，虽属好心，然“用心于必不可成之役，尽敬于必不可信之人”，诚为可惜。

　　星命、风水之术，长期流传社会，直到今天，尚大有市场。佛教以此为邪见，经论中颇有批判星命之说。莲池大师对星命之术相当内行，他在《直道录·星命》篇专论说：徐子平算命，以日干为主，以余七字中五行之生、克、冲、合、刑、害参之，后人兼以星数，已非子平本意。然而，即便精于命术，高明如徐子平，亦未必皆能算准。为什么？

　　寰海区域，同八字而生者，不知其几，即日时中分刻，八刻中同生者，又不知其几。则每刻三百名进士，皆同一八字始得，不然则无命矣。而八字皆同者，偶见一二于同年录中。于是乎星命之说穷矣。[8]

　　星命术的非真，应该是一个很容易由推理而明白的问题，只要想想同一星命、同一生辰八字者，天下成千上万，而其命运并非一样的事实，星命术便无立足之地了。若以科学方法作调查统计，则更具说服力。佛经如《优婆塞戒经》中，即曾以此为理由批判过星命说之邪。然从来都有许多人相信算命、至今仍然流行不绝者，大概是被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想要掌握的心理需要所驱动，因而总是有人适应人们的心理需要，以算命卜卦看相而谋生。

　　风水术市场尤广，莲池大师在《直道录》中特撰《风水》二篇批判其说。他指出，因为星命不可更改而风水可以措置，故世人信风水尤甚，求之至勤，罕有能破其惑者，乃告曰：

　　寒微之家，无力寻地，或崛起高科；世禄之门，百计营坟，或子孙贫窘，至有狼狈不可言者。

认为贫富贵贱等由风水、阴宅决定，是一种不难以事实辩驳的迷信：无力选择风水宝地的寒微之家，也有中科第、居高官者；千方百计营求阴宅以求子孙世世发达的富贵之家，其子孙往往贫贱。秦始皇统一天下，尺地寸土莫非其有，又将六经子史焚尽，独存卜筮种树杂术之书，岂无精于风水者为其经营，然为何二世而亡？明太祖少时贫寒，无地葬父，感邻居舍地为茔，其子孙为何至今为帝王？惑者或曰：此必其先世久远以来的风水所致。乃云：唐尧、汉高祖、宋太祖，其先祖是谁择天下第一希有之风水宝地，令其子孙多世为帝王？若言其祖先或无帝王之想，而偶得帝王之地，则曰：“天文易验，地理难明”，脉从何来，穴从何结，地不能言，只是决定于风水师之口，不足凭信。又其应验，远在多年，非朝安措而暮现吉凶，何从检验其所言之真伪？若言：彼风水师乃某公所推荐，其术精高，曾为某某葬父葬母，皆历历有徵，此则莫如之何。又不同的风水师各各所言，往往歧异，甲所卜葬之地，乙非之，乙所改，则丙又非之，于是有卜地数年而不得，暴露其亲属遗体者；有言此不利长、此不利次、此不利老三，于是暗中各为自己打算，贿赂风水师，导致兄弟争竞不和者；有地邻他宅，彼此认为伤我犯我，因而成讼者。这些，其实都是风水师所造成。然而，即高明贤淑之士，亦多堕于风水迷信中而不能出。至于阳宅风水，也很难说有理，若说民宅可以迁徙，则官家衙门，永久不变，而所居之官员，或升或降，或罢或安，或病或死，各各不同，则风水之说何在？富家之子孙贫而卖宅，往往归咎于住宅不利，然富贵人买而居之，更增其富贵。又如：

　　绝嗣之门，有居之而后裔繁衍者；孀妇之门，有居之而夫妻偕老者；老儒之门，有居之而少年科第者。则风水之说安在？狂言逆耳，惟智者察之！[9]

　　俗语有云：“穴在人心不在山。”此言妇人小子亦无不知之，而人皆置若罔闻，仍然迷信风水师，这其实是被一种贪图富贵、投机取巧的心理迷惑了智慧眼。然风水学亦非全无道理，佛教一般虽然不明言风水，而修建寺院、坐禅，亦讲究地理风水，尤其受风水文化影响的中国佛教徒，往往也讲究风水因素。从佛法依正不二的观点看，居住地的环境，必然影响所住人的身心。藏传佛教即有名为“萨虚”的风水之学。莲池大师也认识到了风水亦非完全不必考虑，他指出：

　　或曰：风水果无之乎？曰：古有明白真切之言矣：取其无石、无水、无风，无他日为势家侵夺之患，安稳平妥，而人子之心恔如矣。图富贵利达而过于营求，以受诳于师人者，非吾所知矣。[10]

这一说法，在今天看来，也可以说是一种对待风水问题的科学态度。

　　当时社会人士及佛教徒中，因不知经教，不明佛法，流行着多种与佛教有关的迷信。莲池大师对此作了辨正。如《正讹集·高王观世音经》对甚为流行、认为诵之可以脱难的《高王观世音经》作了辨正，指出“其经鄙俚不成文义，不知译自何代，即是《法华经·普门品》耳。高王仗此脱难，故以为名。后人不知，别造伪语，称高王经，因名迷义，俗所不觉。”[11]又《直道录·儒昧当务》篇，批评一些儒士不拜孔子而事文昌帝君，不持儒家六经而持佛教准提咒，指出奉事文昌、持准提咒并非不善，然其心在求富贵，“夫富贵在天，圣有训谟矣。在天也，文昌、准提何与哉？”拜神期求富贵，自属迷信，即持诵准提咒，在莲池大师看来亦不无迷信之嫌。准提，梵语原意为清净，是一表清净心菩萨，以清净心持其真言，始有相应分，《准提经》虽然说持此咒有能满人功名富贵之愿的效能，盖方便诱引之言，以贪图富贵的垢染心持咒以求富贵，难以与清净的菩萨心相应而获得应验。富贵在天，是儒家的观点，在佛法看来，有一定片面性，富贵若属于前生的业报、异熟果，如生于富贵人家等，可以说是在于天，然此只是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因素之一，今生的努力，如努力学习、合理经营、如法修行，在佛法因果论来讲亦能生现法果，起决定今生命运的作用。仅言富贵在天，在这里大概是一种接引儒生的方便，当然也与大师出身儒生、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关。

　　又《正讹集·三山不受三灾》篇，破斥了认为五台、峨眉、普陀三山劫坏不坏、游者能免三灾之说，认为此言无据，依据佛经，“三灾起时，大千俱坏，何有三山？”，真正能免三灾的方法是：

　　当知无贪乃不受水灾，无瞋乃不受火灾，无痴乃不受风灾。三山之到否何与？愿念念开文殊智、行普贤行、廓观音悲，则时时朝礼三山，亲迩大士，不达此旨而远游是务，就令登七紧渡香水，何益之有！[12]

指出只有依佛法修行，以智慧断灭贪瞋痴等烦恼，超出内心的三灾，才能免除外三灾；开发智慧、增广慈悲、修菩萨行，才是真正的朝礼三山、亲觐大士。

　　莲池大师在批判邪外及迷信时，不仅依据佛言祖语，而且尽量利用当时居统治地位、在社会上有很大权威性的儒家之说，这使其批判特别具有接引儒者的力量。他对邪外及迷信的批判，对导正社会人心，起了积极的作用，在今天看来仍然甚具破除迷信的现实意义。

　　注释及参考资料：

　　[1]《憨山老人梦游集》卷五三，页51。

　　[2]《莲池大师全集·正讹集》页4102。

　　[3]《苦功悟道卷》。

　　[4]见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页172。

　　[5]《莲池大师全集》，福建莆田广化寺印行，页3655。

　　[6]同上，页4338。

　　[7]同上，页4166。

　　[8]同上，页4137。

　　[9]同上，页4142。

　　[10]同上，页4141。

　　[11]同上，页4083。

　　[12]同上，页4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