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禅宗研究集大成者杨曾文

“平生以事业为重，从不敢懈怠。如今年过古稀已多载，更希望将自己的知识才能奉献给社会，奉献给人民。”——杨曾文

他治学勤奋，一生致力于中日等国佛史研究；他孜孜不倦，写下多部重量级禅宗学术专著；他态度严谨，始终强调论从史出、史论结合。他就是中国禅宗研究集大成者杨曾文。

初识杨教授，是在4月份河北的一场佛教会议上。我们想约杨老进行一次深度采访，他给我们盘点了近几个月满满的行程安排，活动有大有小，地点有南有北，最终我们的时间定在两次会议的间隔期。想到杨老将近耄耋之年，刚返京不久就要接受我们的采访，过几天还要紧锣密鼓奔赴外地，心里除了感动还颇有些过意不去。

采访那天，杨老身着藏青上衣、黑裤子、黑皮鞋，显得一丝不苟。讲起佛史老本行，他声如洪钟、神采奕奕，逻辑清晰、侃侃而谈，如青年人般充满朝气与活力。

短短一个半小时的采访，杨老的话语中肯直接，他的勤奋、严谨、执着、无私，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从燕园往事到结缘佛史，从唐宋禅宗研究到当代佛教建设，在滔滔不绝的讲述中，我们的思绪同杨老一起，共赴了一场超越五十载的史海求索

求知若渴的青葱岁月

杨老曾说，“随着年老，似乎怀旧情绪也越来越多，今天想天明天想地，想山想海又想雨想雪”。从我们的谈话中，有一点可以笃定，他尤其怀念大学那段发奋读书的青葱岁月。

1959年，19岁的杨曾文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开始了长达5年的大学生活。此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的开始，国家经济困难，粮食供应不足。大学生们虽有定量伙食，却也因量不足、油水不够而时常饥肠辘辘。

“即使在吃不饱的日子里，我们中国青年仍然保持精神稳定，坚持奋发读书，”回忆起那段时光，杨老的眼底泛起点点星光。

每当晨曦初映，在清丽的未名湖畔、静谧的林荫树下，都可以听到琅琅的读书声，看到同学们三三两两探讨问题的身影。

让杨老至今印象最深刻的，是清晨到图书馆抢占座位的情景。因为每个宿舍要住8人，却只有1张共用方桌，所以课外时间同学们都选择到图书馆看书学习。每天早晨起来匆匆吃完早饭，便赶到图书馆外排队，等待管理员上班后进去学习。燕园学子们的读书热情极其高涨，因此几个图书馆内总是座无虚席。

现在每每看到同窗们取得什么成绩，杨老总是会想起当年在图书馆抢座位的时光。这段宝贵的经历，让大家为自己的史学专业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这几届中涌现了很多著名学者，文革过后中国史学研究能够承上启下，这些学者都功不可没。

同时，在困难挫折中依旧奋发图强的精神对杨老之后的研究工作产生了长足的影响。“平生以事业为重，从不敢懈怠”，杨老的话掷地有声，真实反映了他五十余载对知识孜孜不倦的追求。

执着严谨的佛史求索

在北大历史系，杨老其实是在中国古代史秦汉专业组学习。他坦言，当时的兴趣更多在古典文学和古代史上。后来选择研究佛教，也是颇有一些缘分。

大学最后一年报考研究生时，杨老本来打算由着喜好，选择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专业。但当时历史系的领导考虑到杨老曾有过两年的哲学史学习基础，动员他报考佛学专家汤用彤的研究生。加之当时研究佛教的人才少之又少，到国家、组织最需要的地方去，是那个年代的大学生们建设国家主人翁精神的外在体现。杨老的“佛缘”也由此开始。

此时，发生了两件事，对杨老的学术研究工作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第一件事，原本9月份大学毕业后，杨老要继续读研究生的，然而5月份，大学还没毕业，汤用彤老先生去世了。发榜的事情便搁置了。不过后来据汤用彤之子汤一介讲，杨老的考试成绩是非常不错的。

第二件事，那就是毛主席深夜接见了任继愈。毛主席赞扬任继愈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佛教，如凤毛麟角般珍贵，并批示成立世界宗教研究所。

因为研究生考试发榜的暂时搁置，加之杨老又有哲学史基础，他从北大大学毕业后便没有继续开启研究生学习生涯，而是直接被分配到了世界宗教研究所，参与筹备中国第一个佛教研究室。从研究室成员到主任，从弱冠之年到将近耄耋，杨老从未停止过学术工作，一研究就是半个世纪。

杨老曾在博客中写道：“我61岁退休，研究却没有因此停止。即使现在，每天每月摆到面前要做的事依然很多，怎么做也做不完。工作之余，我会环顾书架上自己的多部著作，这些日积月累一笔一画写出的书籍、文章，能否为人类、为社会带来真正的价值？自己今后还可以再做些什么？……”

杨老的学术研究，除了几十年如一日的执着，还有一个关键词必不可缺：严谨。他十分重视材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订工作，治学态度严谨、作风沉稳扎实。这其实还与他大学生涯中的一次拜访有着莫大的联系。

大四下学期时，杨老与其他同学一起，拜访了当时北大历史系主任翦伯赞。翦教授是中国著名的史学专家，对秦汉、南北朝的历史造诣很深。当时历史学界极左思想影响很大，出现了“以论代史”和空论的倾向，轻视资料收集、否定史料考证。翦伯赞曾撰文予以批评，提出应严谨治史，不要“以论代史”，而应坚持唯物史观的“以论带史”，做到史论有机结合。结合实例，翦伯赞向杨曾文阐述了做真学问的方法，即治学务必严谨，肯予下苦功夫。

这次访问，对杨老后来的佛史研究影响巨大。自毕业后进入佛教研究室，他一直重视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撰写书籍和论文时，必定先将历史环境和事实情节讲清楚，然后才从思想和理论上对人物、教义、著作等进行评论或发挥。

系统细致的禅宗研究

在杨老众多专著中，关于禅宗研究的书籍在业界可以说是举足轻重。《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代表了中国佛教学者在《六祖坛经》研究领域取得的重大进展；《神会和尚禅话录》是迄今研究神会资料最齐全的校本；《唐五代禅宗史》填补了中国没有一部全面系统论述唐五代禅宗的断代史专著的空白；而《宋元禅宗史》亦为中国第一部系统详细介绍宋元禅宗历史的断代史专著……

聊起与禅宗研究的渊源，杨老告诉我们，有一个国家不得不提，那就是日本。

初到世界宗教研究所时，所里有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研究世界各国的宗教现状。因为杨老在大学选修的第二外语为日语，又专门研究佛教，因此，除了参与任继愈的《中国佛教史》写作，杨老同时开始着手编写《日本佛教史》。

1980年底，杨老以学者身份赴日进行学术交流访问。基于佛教研究方面众多的共同语言，杨老在当地收获了很多朋友，包括东京大学镰田茂雄教授。二人在中日佛教史的话题上很是投缘，一来二去，他们后来直接发起了中日佛教学术会议。这场高规格的学术交流活动，从1985年开始，每两年一次，已经举办十次，见证了中日佛教学术界的友好交往。

通过多次日本考察，杨老发现，日本在禅宗研究方面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尤其体现在文献整理上。而中国这方面的研究则相对欠缺。以敦煌的禅宗文献为例，日本很早便开始了研究，如《六祖坛经》敦煌本最早就是由铃木大拙整理的。杨老下定决心，要开始系统地研究中国禅宗，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众多禅宗研究经典之作呈现于世人面前。

禅宗，佛教中国化最为鲜明、典型的旗帜。佛教为何一定要中国化？杨老告诉我们，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必须要适应中国“大一统”的政治环境、儒家正统的文化环境以及“天地君亲师”的民间信仰。入乡随俗，方能达到传播目的。

禅宗究竟缘何形成？杨老耐心向我们解释道，佛教自传入中国后有几个阶段：经过汉魏西晋的初传、东晋十六国时期的普及，佛教从一开始部分“精英”人士的上层信仰扩展为大江南北平民百姓的普遍信仰；之后进入南北朝佛教深入研究期，中国人将自己对佛教的理解，通过注释经典的方法加以表述、传播和推广，形成很多学派，并最终确立了以大乘佛教作为中国佛教的主体，同时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加以融会，在思想上为隋唐佛教宗派的成立创立了条件。同时以土地经营为基础的寺院经济的确立和发展，在物质上为宗派的创立打下基础。最终隋唐时期，禅宗与其它七宗一起，并立为八大宗派。之后各派为传法进行彼此会通融合，至明代后便形成了以禅宗为主体的融合型佛教。

在八大宗派中，禅宗最富有现实主义风格，最善于吸收佛教各宗思想和其他文化成份丰富自己。它倡导在人间修行、在人间觉悟，最为接近现实社会民众的生活。

禅宗的思想意识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多方面，应该说是符合中国人的民族性格的，杨老说。

老骥伏枥的殷切期待

聊到禅宗和佛教中国化等问题时，杨老对佛教在当代如何适应社会发展和发挥作用提出了一些宝贵的建议。

光阴不居，时节如流。时代在变化，佛教也要因时而变，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否则以落后之面貌必将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

除了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佛教有责任在当代文化建设、道德建设和社会安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国家、社会和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为中国人民确立了科学合理的价值理想和追求。杨老建议，佛教在讲经说法过程中，可以将佛教传统教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有利于扬善止恶，促进社会风气的改变。

采访结束后，杨老略显疲惫。不过，还好，一个半小时，我们将采访时长控制在了一个相对合理的范围。

杨老曾在博客中写道，13年生了一场大病，这也成为自己进入老年生活的分水岭。以往是以壮年之心支配老年之身，不愿服老。从此以后，要冷静客观地对待自己，采取新的生活方式，合理安排工作和生活。

虽写下如斯，但按照杨老长期以来“工作狂”式的节奏，离“适当研究、安享晚年”似乎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离开时，我们打算送杨老回去，杨老摆摆手表示不用，还嘱咐我们一定要将中华传统佛教文化发扬光大。

“‘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如今年过古稀已多载，更希望将自己的知识才能奉献给社会，奉献给人民。”在杨老的博文中，有这么几句，寥寥数语却足见赤子之心。当我望着他远去的身影，这些话开始回荡于脑海，盘旋于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