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志和尚

宝志(418——514)，又称保志，南朝僧。世称宝公、志公和尚，金城(江苏句容)人，俗姓朱。金城在建康蒋山以北，世传有一朱姓汲井，闻鹰巢中有婴儿啼哭，故取而养之。宝志年少出家，住建康道林寺，师事僧俭，修习禅业。刘宋泰始(465—471)初年，他忽然变得行为怪异，居止无定，饮食无量，经常蓬头垢面，发长数寸，执一锡杖，上挂铜境、剪刀之类，赤足出入钟山，往来都邑之间。至齐建元(479—482)中，始见异迹，或数日不食，而面无饥容;与人言语，始若难晓，后皆效验;时或赋诗，其言每似谶记，世称“志公符”。京城中，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都对他很尊敬，争着向他询问祸福。齐武帝以其惑众，投之于建康狱中，但每天都有人见其游行于市里，若往狱中验视，却见他仍在狱中。有一天，宝志对狱吏说：“门外有两舆来，中有金钵盛饭，你可取之。”狱吏来到门外，果然见到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送来食物供养宝志。建康令吕文显将这些怪异之事向齐武帝禀报，齐武帝乃迎宝志入华林园供养，但禁其出入，而宝志并不为所拘，仍经常游访龙光、宾、兴皇、净名等诸寺。一日，宝志在华林园忽头戴双重孝帽，也不知其孝帽从何处得之，不久以后就有传来豫章王和文惠太子相继去世的消息。当时的僧正法献，欲以一衣赠送宝志，派人于龙光、宾二寺寻找，两寺的僧人都说：“志公昨夜在此住宿，早晨就离去了。”于是法献又派人到宝志常去的厉侯伯家寻找。厉侯伯对来人说：“志公昨日确在此行道，早晨睡到现在还未醒呢。”使者归告法献

至梁武帝建国，始解其禁，下诏说：“志公迹拘尘垢，神游冥寂，水火不能憔濡，蛇虎不能侵慛。语其佛理，则声闻以上;谈其隐论，则遁仙高者。岂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狭一至于此?自今行来，随意出入，勿得复禁。”宝志自此得以自由出入禁内。梁武帝常与之谈，内容多为佛经义理。天监二年(503)，一次武帝与之谈论。帝问：“国有难否?”宝志自指喉及颈，预示将发生候景之乱。帝又问：“享国几何?”志答：“元嘉，元嘉。”宋文帝元嘉有三十年，重言之者，预示享国之年过于元嘉(梁武帝在位共计52年)。一日，梁武帝与宝志谈及行乐之事。宝志请梁武帝出死囚数人以验其说。梁武帝于是命众囚各持一装满水的杯子周行庭下。并告诫他们说：“杯水不溢，当贷汝死。”继命奏乐以动其心。良久，视之，无一人将水滴漏出来。梁武帝感叹道：“汝闻乐乎?”众囚回答：“不闻。”宝志说：“彼正畏死，唯恐水溢，安得闻乐?陛下若亦如此，常怀畏惧，则逸乐之心自然不生。”梁武帝曾诏张僧繇(成语画龙点睛的画师)为宝志画像，宝志抓破面门，显出十二面观音相，形象或慈或威，僧繇竟无法下笔。天监五年(506)冬，天大旱，雩祭备至，仍示降雨。光宅寺法云师曾讲法华经，感得天花满空下如飞雪。梁武帝以天大旱事问志公，志公说：“云能致雨。”梁武帝于是请法云法师讲《胜鬘经》于华光殿。讲毕，当夜降大雨雪。

江南民间流传有许多关于宝志神通广大的故事。传说梁天监四年(505)，由于安徽潜山风景奇绝，而山麓尤胜。宝志与白鹤道人都想得到此这块宝地，建立自已的道场。于是二人都向梁武帝提出请求。梁武帝认为二人都具有神通，有意让二人比试高低，就说：“谁先在那块地上立下标识，那块地就属于谁。”道人说：“我以鹤飞立处为标记。”宝志说：“我以锡杖飞落处为标记。”言毕，白鹤道人的那只白鹤振翅直冲云天，飞抵山麓，刚欲止住，忽间身后锡杖隆隆之声，白鹤惊起飞止他处，而锡杖遂落于山麓。白鹤道人见此，心中很是不快，但有约在先，不可食言。于是二人各就其处建立寺观。这个神奇传说反映了当时释道斗争的激烈。现在安徽省潜山县天柱山野寨区有山谷寺，又称三祖寺。相传就是当年宝志来此开山建寺，后禅宗三祖僧璨禅师云游至此，扩建寺院讲经说法，名扬大江两岸。现在寺院附近尚存有宝公洞、锡杖井、卓锡泉等古迹。相传洞为宝志开山时所居，井、泉为宝志以锡杖所掘。晚唐作家范摅着《云溪友议》，主要记载中唐至晚唐间诗人的诗歌唱和与遗闻佚事。书中有一则说：“梁代志公谶曰：‘两角女子缘衣裳，端坐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自灭亡。’解曰‘两角女子’，‘安’字也;缘衣，‘禄’字也;太行，‘山’字也;一止，‘正’字也。禄山果于正月死也。”宝志曾与梁武帝登钟山，指独龙岗说：“地为阴宅，则永其后。”梁武帝问：“谁当得之?”宝志答：“先行者当得之。”天监十三年(514)冬，有一天，他忽移寺内金刚像出置户外，对人说：“菩萨当去。”几日后，便于华林园佛堂内无疾而终，尸骸香软，形貌熙悦，时年九十七。临终前，他亲手点燃一支蜡烛，交给后阁舍人吴庆。吴庆即时奏闻梁武帝。梁武帝闻言，叹息道：“大师不复留矣!烛者，将以后事嘱我乎?”于是厚加殡送，敕葬钟山独龙之阜，建五级浮图于其上，梁武帝并亲临致奠，忽见观音大士涌身云间，乃于墓侧建开善精舍。敕陆制铭辞于塚内，王筠勒碑文于寺门，谥号广济大师，并向民间传布其遗像，以示纪念。后代续有追赠，如妙觉大师、道林真觉大师、慈应惠感大师、普济圣师菩萨、一际真密禅师等号。宝志有《十四科颂》十四首、《十二时颂》十二首、《大乘赞》十首等传世。《佛祖历代通载》称其旨趣与宗门冥合。现在，南京与宝志有关的古迹有以下三种。宝志塔：在钟山东麓，位于灵谷寺无量殿西。此塔原在钟山独龙阜玩珠峰(今明孝陵址)。梁天临十三年(514)冬，梁武帝葬宝志于独龙阜，并于墓所建开善精舍。宝志生前，梁武帝曾以社稷存亡远近之事询问。宝志答：“贫僧塔坏，陛下社稷随坏。”宝志去世后，梁武帝“以金二十万易其地，敕造木塔五级，用皇女永康公主遗下奁具成之，仍以无价宝珠置其上。……毕工，驾御寺。公忽现云端，万众欢呼，声振山谷。敕谥广济大师。厥后，帝思前言，木塔其能久乎?遂命撤之改创石塔，贵图不朽，以应其谶。拆塔才毕，侯景之兵果至。”(《灵谷寺志?宝志公行实》)塔的底层为志公葬身处。明洪武十四年(1381)，明太祖朱元璋为了营造孝陵，决定迁移古寺庙及宝志塔，主持孝陵工程的李新在拆塔掘基时见宝志遗体端坐未腐，发披体，容貌如生，太祖视之生畏，许愿金棺银椁，以葬志公，随同佛寺一起迁至东岗灵谷寺内。此事在明张岱《陶庵梦忆》中有记载：“及开藏，下为梁志公和尚塔。真身不坏，指爪绕数匝，军士辇之刁二起。太祖亲礼之，许：以金棺银椁，庄田三百六十顷奉香火，舁灵谷寺塔之。今寺僧数千人，日食一庄田焉。”又，董汉阳《碧里杂存》云：“询于故老，告余曰，今之孝陵，即志公瘗所也，瘗旁原有八功德水，泉脉甘美，减意伯奏改葬之。乃见二大缶对合，启之，端坐于内，发被体，指绕腰矣。瘗既迁，而水亦随往，圣祖异焉。敕建灵谷寺，赐之庄山甚广，仍迎八像以归，建塔居之，命太常岁祭，行搢笏之礼焉。”灵谷八景之一“浮图秋月”即指此。“文革”中掘开塔基仅见一函石盒，内装一影青香熏盛骨灰，未见金棺。此香熏现存南京市博物馆。

宝公禅学思想集中在他所留给后人的那些偈颂。《景德录》卷二十九收有宝公的《大乘赞》、《十二时颂》、《十四科颂》等作品。禅学：一、破斥分别法，显彰平等性。在宝公的偈颂之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旨在破斥分别之法，以见平等之性。这一宗旨本来就是佛法的根本出发点，也是后世禅宗所极力强调与提倡的。二、破语言文字，见诸法实相。禅宗对待文字语言的破斥是十分彻底的，后世的禅师乃至于标榜”不立文字“之教。事实上，文字语言对于人们的见性悟道来说，毕竟是一种方便的阶梯，但上楼者切不可见梯不见楼，上得楼后更不必执持此梯了。对此，《金刚经》中的”筏喻“，实在是恰当不过了。宝公更加强调内心的证悟，是沙门的解行相应，这对于杜绝佛学与禅学界重义学而轻证悟的偏颇，自然大有裨益。三、对佛性的召唤。早在道生法师时期，便对佛性作过精辟的论述，也提出了划时代的佛性理论。虽然，后来的刘宋人也极力扶植生公之学，顿悟成佛义仍盛行于江左，但我们仅从生公的遭摈与后来沙门僧弼难宋太祖顿悟义一事，即可见出佛教中滞守文句者的势力还是十分大的。四、即心即佛的提出。对于”即心即佛“理论的提出，学术界一般都将之归功于马祖道一，其主要依据是《景德录》卷七中大梅法常传的记载。今谨将这段文字抄录如下：大寂闻(法常)住山，令一僧到，问云：”和尚见马大师得个什么便住此山?“师云：”马师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遮里住。“僧云：”马师近日佛法又别。“师云：”作么生别?“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师云：”遮老汉惑乱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其僧回，举似马祖，祖云：”大众!梅子熟也。“其实，马祖的开示学人，主要是”心外无别佛，佛外无别心“至于”即心即佛“理论的提出者，还应该是宝志禅师。五、提出苦行无益。宝公在《大乘赞》第九中说：”头陀阿练苦行，希望身后功德;希望即是隔圣，大道何由可得?譬如梦里度河……船师及彼度人，两个本来不识。“事实上，以头陀行来苦其形体，虽然可以磨砺一个行者的意志，但对于开发其内在的智慧，毕竟不是究竟的途径，以故宝公并不主张这种作法。另一方面，宝公也不主张厌苦求乐，他认为：”见内见外总恶，佛道魔道俱错。被此二大波旬，便即厌苦求乐。生死悟本体空，佛魔何处安着?“(《大乘赞》之第六)不自苦其形，也不厌苦求乐，任运随缘，见自本性，这无疑是契于禅之中道的。六、道不假修，但息知解。”道不假修，但莫污染“，这是后世禅师们所津津乐道的开示语。在宝公的《十四科颂·菩提烦恼不二》中说：”烦恼本来空寂，将道更欲觅道“，”佛性天真自然，亦无因缘修造“。这已经明显地早于后世禅师们所提出的”道不假修“的观点了。宝公认为”佛性天真自然“，因而”无有一法可得，翛然自入无余“(《十四科颂·佛与众生不二》)。诚然，这一禅学主张是基于佛性皆有、顿悟成佛的观点加以阐发的。唯其佛性皆具，又何假修为?因而，学人但息知解，则可识得自性，顿见真如。由于宝公的首倡，后世禅师们则极力倡导自识本心、顿悟成佛，遂使这一主张成了唐宋禅宗的一种时代精神。七、对持戒的看法。戒律对于维护僧团的清规，防止僧侣的行为违背教制，自然是非常重要的。但面对森严的戒律，若只在行为上具有约束性，而不能从心性上认识到持戒的内涵，往往不能真正达到解脱的目的。对此，宝公认为：”律师持律自缚，自缚亦能缚他。外作威仪恬静，心内恰如洪波。不驾生死船筏，如何度得爱河?“(《十四科颂·解缚不二》)持戒若不斋心，若不能做到内心持戒，外在的行为束缚往往还很容易使人产生烦恼。对此，宝公认为：”勘嗟二乘狭劣，要须摧伏六府。不食酒肉五辛，邪见看他饮咀。“宝公的这一看法，对于六祖以及后世的禅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六祖认为：”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16]便是对宝公这一思想的继承与发扬。八、对坐禅的看法。坐禅的目的，无非是要了却心头的疑情。因此，宝公在《十四科颂·事理不二》中说：”一切无非佛事，何须摄念坐禅?妄想本来空寂，不用断除攀缘。“又云：”声闻执法坐禅，如蚕吐丝自缚“(《十四科颂·善恶不二》)，又云：”三毒本来解脱，何须摄念禅观?“(《十四科颂·生死不二》)可见，宝公认为禅修的要点在于除却学人心中的尘翳，而不在于坐禅的形式，若外执坐相而心地不明，自然反成障道因缘。这一思想对六祖及后世禅师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六祖在《坛经》中对坐禅是这样解释的：”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又曰：”外于一切境界上念不起为坐，见本性不乱为禅。“[17]这种提法显然是在宝公《十四科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对于彻底打破后人执着外在的坐禅形式，而忘却内在的证悟这个根本大事，何尝不是良有裨益的。九、提出”触目会道“的禅修主张。”触目会道“的禅修主张，在宝公的《十四科颂》中则已提出，他认为：”法身自在无方，触目无非正觉“(《善恶不二》)。若果值此境界，人们便会”对境心常不起，举足皆是道场“(《色空不二》)。宝公的这一见地，对后世青原禅的石头希迁影响尤其大，希迁在《参同契》的结尾处明确地指出：”触目不会道，运足焉知路?“[18]自然，我们完全应当把希迁的理论的源头，归结到宝公这里来。

宝志禅师圆寂后，梁武帝为他兴建开善寺，并在锺山立塔纪念。宝志禅师留下许多赞颂诗偈，收在《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九，分别是： 志公和尚大乘赞 十首、 志公和尚十二时颂 十二首和 志公和尚十四科颂 ，其中 志公和尚十四科颂 中的菩提烦恼不二、持犯不二、佛与众生不二、事理不二、静乱不二、善恶不二、色空不二、生死不二、断除不二、真俗不二、解缚不二、境照不二、运用无碍、迷悟不二等，最能显示这位神异禅师洒脱自在的本地风光。

附记：志公禅师讲因果轮回警世

南北朝时代，佛法盛行，民间办喜事、丧事都礼请僧人诵经祈祷。有某家举行婚礼，请志公禅师为诵经祝福，志公进门一看，口中高唱道：

“古古怪，怪怪古，孙儿娶祖母。”(众人惊问，志公禅师回答说：今天的这对新娘和新郎，在前一世是祖母和孙儿的关系。祖母患病垂死时，舍不得孙儿，紧紧抱着孩子痛哭，就这样死去。前世种的因，情爱所牵，今世便结成夫妇。志公禅师这段话，说出当年的情景正是这样，众人无不叹服。)

“女啃母之骨，子打父皮鼓。”(座中一个妇女，嘴里啃的鸡骨，正是他母亲变鸡后的骨头。乐队一个青年吹鼓手，他所打的鼓，就是他变牛的父亲的皮制成的。)

“猪羊席上坐，六亲锅里煮。”(喜筵上坐的宾客，其中有的前世还是猪羊，罪业受完，今生变人。锅里正烹煮的鸡鸭，有的正是这家人前世的亲属。)

“众人来贺喜，我说：苦!苦!苦!”(众生在六道轮回中，既互为亲属、互相依恋;一旦改头换面，又互相宰杀，互相啖食。志公禅师以慧眼观察生死轮回的痛苦，一片悲心，应机说法，换醒迷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