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佛教的主要特色

南唐佛教的主要特色

先主李昪称帝后，为了保证自己家族事业的长久稳固，大力倡导纲常伦理观念，确立社会文化新秩序。他斥重金招徕人才，搜集散落于民间的经籍，在各地大规模兴建学校，特置学官，积极推广儒学。李昪的努力颇有成效：“方是时，废君如吴越，弑主如南汉，叛亲如闽楚，乱臣贼子无国无之，惟南唐兄弟辑睦，君臣奠位，监于他国最为无事，此亦好儒之效也。”到了中主时期，士人群体渐成气候。而后主时期的儒者实力更强，“儒者之盛，见于载籍，灿然可观。如韩熙载之不羁，江文蔚之高才，徐锴之典赡，高越之华藻，潘佑之清逸，皆能擅价于一时，而徐铉、汤悦、张洎之徒，又足以争名于天下。其馀落落，不可胜数。故曰江左三十年间，文物有元和之风。”

自佛教在南唐兴起，儒佛便交流不断。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喜欢和僧人交游，探讨高深的佛理玄机，有地位名望的儒臣则请僧人入室讲法。一开始他们并没有强烈的宗教信仰，但随着后主李煜大肆奉佛，文武百官也都变得狂热起来。顾闳中所画《韩熙载夜宴图》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此画为研究南唐僧人与仕宦密切互动的情况提供了参考依据。名士韩熙载看清南唐衰败之势，不愿做亡国之臣，为保全名节避不为相，便常在府中纵情声色、开宴行乐、狎妓寻欢。李煜让顾闳中夜晚到韩府窥探，将所见绘于图上，以示对韩熙载的劝勉。这幅画作为手卷，由右往左依次有五道场景，其中一个主题为“观舞”的场面，僧人段德明立于其中。韩熙载喜佛，常与僧人来往，出家人出现在他的酒色场中便不足为奇了。

当然，李煜过度崇佛也招致部分儒者的反对。汪焕死谏曰：“昔梁武事佛，刺血写佛书，舍身为佛奴，屈膝为僧礼，散发俾僧践。及其终也，饿死于台城。今陛下事佛，未见刺血、践发、舍身、屈膝，臣恐他日犹不得如梁武也。”言辞之激烈恳切都未能打动李煜。李煜既没有采纳汪焕的意见，也未降罪于他。在热闹的儒佛互动交流活动中，儒者反佛的声音是极弱小的。到了南唐晚期，佛教大兴，儒学开始走向衰微。

在先主一朝，南唐的道士较为活跃。当时著名的道士是王栖霞，他曾师从唐末有名的道士聂师道，后隐居在茅山之中。李昪请他到金陵询问为政之道，晚年又向道士求取长生不老之药。直到过量服食丹药，毒性发作才追悔莫及，临终前告诫即将即位的李璟要引以为戒。马令记载的南唐道人谭峭也是比较著名的一位，他追随嵩山道士十余年，后来投靠南唐重臣宋齐丘门下，但不幸被害。谭峭著有《化书》一书，是五代十国时期最重要的道教著作。中主在位时，对女道耿先生很恩宠。后主李煜亡国前夕“用鄱阳隐士周惟简为文馆诗易侍读学士，延入后苑，讲《易·否》卦，赐惟简金紫。”

释道两派在五代时期的其他南方小国里明争暗斗，但在南唐却能和平共处。他们在不同时期实力的强弱与三位国主的宗教喜好有关。先主崇道，对佛教也很包容；中主释道并举；后主崇佛，但对道教并不压制。释道两家各司其职，各事其主，因而都能在南唐社会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由于南唐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作用和佛教自身发展的需要，禅宗在南唐迅速传播开来。李煜崇佛，在各方面为佛教禅宗在南唐境内的传播提供必要的条件。南唐一贯实行睦邻友好的邦交政策，积极延揽境外得道高僧。对投身南唐者，即便是来自劲敌地区的僧人也不外拒。南唐虽为偏据小国，但南唐佛教具有融合诸宗交流发展的大国气象。禅宗各门宗派在南唐境内的发展并行不衰，其中以法眼宗影响力最大，这是南唐佛教的主要特色。法眼宗师文益及其嗣法弟子都受到南唐国主的礼遇，从文益禅师和法眼宗的传布可以一探南唐佛教发展的真实究竟。

关于法眼文益禅师的修行悟道过程在北宋道原的《景德传灯录》里有详细记载。文益（885年～958年），俗姓鲁，余杭（治今浙江杭州）人。七岁依新定智通院全伟禅师落发出家，二十岁在越州（治今浙江绍兴）绍兴开元寺受具足戒，后到明州（治今浙江宁波）育王寺从南山系希觉律师学律学。希觉律师精研四分律，通晓儒家经典，勤于学习及著述，文益也深受影响。希觉律师对文益很赏识，称赞他为“我门之游夏也”。文益继续南下到福州长庆院参谒雪峰义存的法嗣慧棱禅师，之后结伴到各处游方参学。到漳州（治今福建漳浦）时，突遇下雨使溪流暴涨，只好暂时寄寓在城西地藏院，得玄沙师备的法嗣罗汉桂琛禅师点化，豁然开悟。

文益辞师，离开福建到临川（治今江西抚州），受州牧之请主持崇寿院，自此法缘殊胜。南唐中主李璟慕名，延请文益住金陵报恩禅院传法，赐号净慧禅师，后来又入住清凉道场，影响日著。南唐境内外来向文益禅师请益的人很多，甚至有来自朝鲜的僧人。《景德传灯录》记载了当时的盛况：

师缘被于金陵，三坐大道场，朝夕演旨。时诸方丛林，咸遵风化；异域有慕其法者，涉远而至。玄沙正宗，中兴于江表。师调机顺物，斥滞磨昏，凡举诸方三味，或入室呈解，或叩激请益，皆应病与药，随根悟入者，不可胜纪。

文益禅师不仅在禅学方面具有极高的修养，满腹经纶，还擅长诗词，这令爱好文艺和佛理的南唐二主（中主李璟、后主李煜）深为折服。一日，文益陪同中主李璟观牡丹，作禅诗暗喻南唐不可逆转之颓势：“发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何须待零落，然后始知空。”李璟似有领悟，由此对文益禅师更加心仪礼敬。文益禅师病重时，李璟亲自前往探望，《景德传灯录》记载：

国主亲加礼问。闰月五日剃发沐身告众讫，跏趺而逝。颜貌如生，寿七十有四。腊五十四。城下诸寺院具威仪迎引。公卿李建勋已下素服奉全身于江宁县丹阳乡起塔。“谥大法眼禅师”。塔曰“无相”。

法眼宗由是得名。李煜登基后又为文益禅师立碑颂德，命兵部尚书、秘书监韩熙载撰写塔铭

。文益禅师的嗣法弟子常被召入宫中讲授佛理，得后主恩赏，法眼门庭继续发扬光大。

嗣子天台山德韶（吴越国师）、文遂（江南国导师）、慧炬（高丽国师）等一十四人先出世，并为王候礼重。次龙光、泰钦等四十九人后开法，各化一方，如本章叙之。后因门人行言署玄觉导师，请重谥“大智藏大导师“。三处法集及著偈颂真赞铭记诠注等凡数万言，学者缮写传布天下。

文益禅师圆寂后十七年，南唐亡国，法眼宗在南唐境内的发展不得而知，但在天台德韶、报恩惠明和永明延寿的努力下，法眼一脉受到邻邦吴越国主的礼遇，显赫一时。据《五灯会元》、《传法正宗记》资料统计，法眼宗传承人约一百八十三位。文益禅师法嗣及门人共六十三人，以天台德韶为上首，即法眼二祖。德韶法嗣四十九人，以永明延寿以上首，即法眼三祖。文益禅师其余著名的法嗣还有清凉泰钦、百丈道恒、净德智筠、永明道潜、灵隐清耸、报恩慧明、报慈行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