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9月暑假刚结束,学子纷纷回到校园继续上课时,上百个大专女学生的父母亲却发现女儿失踪了。这些焦虑的家长逐渐发现,他们的女儿都是参加中台禅寺的暑假佛学营队之后便与亲友、学校失去联系。但是当他们自台湾的各个角落寻寻觅觅找到位于埔里的中台禅寺时,寺方坚称佛学营的学员已经解散各自离去,因此寺方对其去向爱莫能助。上百名家长为女儿的安危担心不已,连日寻找无绪折磨他们至心力交瘁。而当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中台禅寺,寺方却又一概推托的情况下,他们愤而采取激烈手段,包围寺院,砸毁寺方设施。媒体与警方闻讯赶来之后,却发现许多失踪的大学女生,已经在中台禅寺剃度出家。虽然这些女学生坚称是在自由意志的情况之下,选择落发的,并且希望继续留在中台禅寺;但是愤怒不已的家长不甘作罢,甚至以捆绑的方式抢回他们的女儿。这些混乱而充满冲突的场面迅速成为媒体的焦点,中台禅寺集体剃度事件亦立刻承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
社会舆论对于中台禅寺集体剃度事件的反应相当两极化。站在维护家庭伦理的立场,有人斥责这些女大学生辜负父母与社会的栽培,遁入空门;也有人呼吁父母反省,他们平日对于儿女的心态与生活是否过于隔阂。当涉及宗教角度时,有人自诩为心理专家,宣称能够解除中台禅寺施予这些女大学生的集体催眠,宗教界人士亦挺身而出,企图在个人之宗教实践与家庭、社会责任之间寻求平衡。舆论的冲击之下,佛光山与法鼓山相继举行的剃度典礼中,都邀请受剃者的父母列席,表明出家亦可兼顾父母之感受。连数度逃家才终于取得母亲认可而落发的慈济功德会证严法师,也郑重表示母女之情不应因出家而中断,母亲永远是母亲。
佛教僧侣剃度向来被称为“出家”(所谓的弃绝家庭关系),显示佛教与以儒家价值系统为主的家庭制度之间一个结构性的冲突,“出家遁世、不忠不孝”此类的争议,史不绝书。但是中台禅寺集体剃度风波,特别十分困扰台湾民众,为什么这些接受高等教育、前途光明的大学女生选择出家?而且是集体出走
!更令社会大众惊讶的是,中台禅寺事件并非首例,大学女生集体于某寺院剃度的事件时有所闻。十年前香光寺即有“学士尼事件”发生,只是当时寺方处理妥善,而且集体剃度的规模并不大,因此被视为个别家庭事件,并无像中台事件中父母串联的行为出现。更加讽刺的是,当台湾佛教徒越来越以他们的比丘尼法师素质优异为傲时,他们必须慎重考虑能否割舍亲情,让自己的女儿加入佛门。各方辩论中,卢俊义牧师与释昭慧法师分别指出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现代父母与儿女之间,对于出家的定义和期许已经产生相当不同的观点。父母亲仍然对出家持传统的看法,不舍他们的女儿弃离尘世受苦,或是愤怒女儿背叛他们的栽培,或是愧疚于自己忽略女儿的需求,无法及时引导她们步入“人生正途”(找到归宿,生儿育女)。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1970年代以前出家的尼众也常用“吃苦菜”来形容她们的出家生活,而当时寺院的生活条件的确普遍困苦。但是现在年轻一辈的台湾女儿却对出家冲满了憧憬,期待于宗教中提升生活的意义与价值。她们相信,即使暂时割舍亲情,并非出自满足自我精神追寻的自私,而是投注于一个更为伟大的事业,将自己贡献给众生。在这点上,昭慧批判有些父母丝毫不顾及女儿的志向,蛮横的将女儿抢回,将他们视儿女为财产的传统父权心态,显露无疑。昭慧作为现代比丘尼教团的一份子,她的观点相当程度揭示了结构性的宗教与家庭冲突因素之外,代沟还是造成中台禅寺事件中两代差异的原因之一。
谈上世纪90年代台湾对女性出家生活的界定产生代沟,笔者所谓的代沟并不仅限于一般因为年纪差异而产生的不同生活体验,而是特别着重战后台湾社会迅速步入工业化与都市化社会所导致的不同生活经验。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经济由农业转型为出口代工,经济繁荣改变城乡关系,城镇不仅提供新兴都市工业原料,其年轻人口亦大量移向都市地区。高雄楠梓加工区与台北县的崛起,都是吸引容纳都市新移民的结果。当上一代汲汲经营脱离贫穷,以经济成就来衡量他们的新社会地位时,新一代衣食无虞,却觉得失落于物质富足中,转而寻求生活的意义。通常社会工业化速度越快,两代之间追求生活意义的方式差距越大,欧美青年于上世纪60年代积极追求东方宗教的神秘经验,即是一例。台湾社会在历经迅速的经济发展和都市化之后,两代对于宗教生活产生不同的价值观,也正反应这种因社会剧烈变迁而产生的代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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